《传媒观察》是新华报业传媒集团主管、主办的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创刊于1984年。欢迎您的关注！

  中国在党报上有意识地发表新闻工作的研究文章，这一独创机制始于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之后，直接把党报工作和培养通讯员两者合为一体，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报随之跟进，但总体规模较小，持续性不够。《人民日报》1950年开辟党报工作研究专刊“新闻工作”，标志着党的新闻工作开始走向集中、系统且有组织的理论研究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物质条件的改善，各级党报开始创办定期出版的内部通讯员刊物，并在改革开放时期逐步演变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刊号的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从党报在自己版面发表党的新闻工作文章，到党报另行编印新闻通讯刊物，再到党报将新闻通讯刊物转变为新闻学术期刊，这一独具特色的中国新闻工作理论研究的发展历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在自身环境中的创新与发展。中国将新闻工作的实践、理论、群众路线密切结合到一起，革故鼎新、与时俱进，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新闻事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指引，促使党领导的各种新闻媒体成为党和人民之间紧密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党报的版面内容，构成了中国新闻工作体制的一部分，并发扬光大到如今，成为中国新闻学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专刊号召新闻工作者要反映人民群众生产与斗争的真实的情况，强调新时期新闻工作要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

  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1950年创办的“新闻工作”专刊，成为中国新闻工作理论发展历史中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

  如今，党的新闻工作理论研究的载体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纸质出版物和专业数据库，学术论文在数字化的环境中焕发出新的活力，更好地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

  ①夏琪,陈力丹.中国新闻工作理论研究的历史起点与深化创新——兼论1950年《人民日报》“新闻工作”专刊,2025(03):64-73.

  ②夏琪,陈力丹.(2025).中国新闻工作理论研究的历史起点与深化创新——兼论1950年《人民日报》“新闻工作”专刊.传媒观察(03),64-73.

  2023年，本文两位作者参加了教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建设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及各学科重要论述摘编——新闻学分论”的编写工作，发现列宁的新闻学论文《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发表于1950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第5版“新闻工作”专刊第17期，译者为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主任曹葆华、之子毛岸青，由此文继续发掘出“新闻工作”专刊刊载的大量中国和苏联新闻工作研究文章，并重新思考中国开创的独特机制——在党报上进行集中、系统且有组织的新闻工作理论研究。

  在党报上经常性而不是偶然地发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理论研究文章，是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新，它及时地把党的新闻工作经验总结和党报的群众路线紧密地聚合为一体，以鲜活具体的新闻实践为案例，丰富着中国革命环境下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内涵。这些党报的版面内容，构成了中国新闻工作体制的一部分，并发扬光大到如今，成为中国新闻学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848年6月，即《宣言》出版3个多月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者同盟）的机关报《新莱茵报》，他们在报纸上发表了多篇关于新闻工作的文章，构筑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来源与实践基础，例如马克思亲自撰写的《〈新莱茵报〉的征订》，恩格斯撰写的《瑞士报刊》和《关于招贴法的辩论》以及《〈新莱茵报〉审判案》《书报检查》《三个新法案》等等。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发表了较多的关于党报工作的专论，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理论和现实层面逐步发展，例如《从何着手？》《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飞黄腾达之路》《工人和〈真理报〉》《资本主义和报刊》《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论我们报纸的性质》等，这些文章主要从政治斗争、争取群众、同孟什维克斗争或社会主义建设等角度论述新闻工作。

  20世纪20―30年代，苏联（布尔什维克）组织了一场巩固基层工农通讯员的运动，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时任《真理报》总编辑尼古拉·布哈林和列宁的妹妹、总编辑助理玛丽亚·乌里扬诺娃。1925年6月1日，苏联（布尔什维克）中央组织部通过了《关于工农通讯员运动》决议，决定建立工农通讯员组织，同时委托《真理报》出版指导性杂志《工农通讯员》。斯大林在《论工人通讯员》中指出工农通讯员是“无产阶级舆论的表达者和传播者”“苏维埃社会缺点的揭发者”“改进我们建设的不知疲倦的战士”。1950年8月2日《人民日报》第5版“新闻工作”专刊第16期发表了该文中译文，译者同样是曹葆华和毛岸青。1925年至1929年，苏联工农通讯员的数量从10万人猛增至100多万人。

  中国历来重视党的新闻工作，强调新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建党之后党报党刊上零星刊登过一些论及党报工作的文章。中央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1929年9月1日第10期发表文章《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路线——列宁论“党的组织”》（署名“毅宇”），作者是学生和工人运动领袖、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央委员贺昌，他首次完整表述了列宁“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的党报观。其他文章还有：中央机关刊物《红旗》1930年3月26日第87期发表《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未署名），《红旗周报》1932年3月11日第31期发表瞿秋白的《谈谈工厂小报和群众报纸》（署名“范亢”），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1932年11月18日第31期和1933年12月1日第38期发表张闻天的《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署名“歌特”）和《关于我们的报纸》（署名“洛甫”），这些文章从多个角度总结了成立初期的党报作用、党报与群众的联系、党的宣传等方面的工作经验。

  1933年8月10日，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出版百期纪念专刊，刊登博古《愿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张闻天（署名“洛甫”）《使“红中”更变为群众的报纸》、《把“红中”活跃飞舞到全中国》、李一氓《论目前“红中”的任务》、魏挺群《苏维埃的新闻事业》等8篇新闻工作文章。《红色中华》和红色中华通讯社为了指导通讯员，还在油印内部出版《工农通讯员》，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新闻业务交流刊物。

  1939年，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刷新版）开设“专载”“读者信箱”等栏目，发表苏联新闻学文章或交流报纸工作经验。“专载”栏目发表过苏联领导人加里宁的演讲稿《论通讯员的写作和修养》，编者按写道：“这篇苏联最高委员会主席加里宁的演讲，关于通讯员写作态度和方法与修养问题很有精辟的见解，兹特专载于此，以供我们通讯员诸君参考。”“读者信箱”栏目刊登过一些讨论新闻工作的小文章，例如《投稿问题》（1940年5月24日）、《开辟剧团中的通讯工作》（1940年6月14日）、《本报急待解决的发行问题》（1940年6月18日）、《多读、多写、深入生活》（1940年6月28日）等。

  《新中华报》（刷新版）零星发表的新闻知识小文章规模很小，1941年5月15日该报停刊，第二天与新华社的《今日新闻》合并为《解放日报》出版。次年，中国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作为整风运动的一部分，以1942年4月1日发表社论《致读者》为标志，《解放日报》开始改版，逐步“使解放日报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同时也就是需要使它成为天下人的报”。

  也正是从此时开始，中国有意识在党报上发表一些研究新闻工作的文章。就在《致读者》发表的当天，《解放日报》第二版“党的生活”栏目刊登了一组“怎样办党报”的文章，包括《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列宁论党报》《联共党史记真理报》《联共八次大会关于报纸的决议》，这组文章成为中国系统地进行新闻工作理论研究的起点。

  《解放日报》改版的当月，4月30日头版头条是《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   连年开荒收粮特多   影响群众积极春耕》《不但是种庄稼的模范   还是一个模范的公民》，两组综合报道共6条消息，总计仅1800字，劳动英雄吴满有由此成为陕甘宁边区第一大经典人物，这组新闻也成为中国新闻史上首次有组织的典型报道。

  这天报纸的第二版还发表记者莫艾的文章《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直接讨论如何写新闻。文章写道：延安县各区区长联席检查春耕工作期间，莫艾听闻到吴满有的事迹后，前往60里之外的柳林区第二乡吴家枣园，发现了正在山里开荒的吴满有，席地而坐采访到深夜，终于写出了吴满有的报道。1942年5月5日，《解放日报》第二版再次发表莫艾撰写的通讯《忘不了革命好处的人   记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头版同时刊登政府号召《边府号召边区农民  向吴满有看齐》。看到这一系列新闻报道后很高兴，称赞道：“搞清楚了一个吴满有，才晓得边区能增加多少万石，用什么办法增加。”1942年5月初，为此接见了莫艾，肯定了《解放日报》的报道：“宣传吴满有，开展吴满有运动，这件事意义很大……改版以后，边区的生产新闻，劳动英雄，也上了报纸的一版头条，这就和边区人民、解放区人民，有了联系。现在报纸的方向对了。”当时的工作非常繁忙，但据莫艾回忆，此次两人从谈话到吃饭一共历时三四个小时，可见此时党已经意识到宣传吴满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同一时期多位老一辈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宣传吴满有的意义做了论证。1942年5月23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三次会议上，朱德称赞记者正常采访报道劳动英雄吴满有及其开展的劳动竞赛，推动了边区的农业生产，其社会价值不下于20万担救国公粮，这一个数字是1941年陕甘宁边区征收农业税的总数。贺龙1946年在晋绥分局高干会上总结：“延安树立了吴满有，就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为的是使大家学有榜样，推动全面工作。”1947年在真武洞祝捷大会上指出：“全边区人民都要向吴满有看齐，既做劳动英雄，又做保卫边区的英雄。”

  与此同时，《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党报工作的理论性社论。例如《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1942年7月18日）、《报纸和新的文风》（1942年8月4日）、《展开通讯员工作》（1942年8月15日）、《党与党报》（1942年9月22日）、《给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1942年11月17日）、《政治与技术》（1943年6月10日）、《本报创刊一千期》（1944年2月16日）、《新闻必须完全线日）等。由于纸张稀缺、人手不足等条件限制，《解放日报》关于党报工作与新闻学知识相结合的文章，均刊登于报纸版面，例如《大家办广播》（1945年10月25日）、《从五个W说起》（1945年12月13日）、《人人要学会写新闻》（作者，1946年9月1日）、《短些，再短些》（作者，1946年9月27日）等。

  除了在报纸上发表新闻报道的经验文章和新闻学知识，《解放日报》还把党报工作和培养通讯员合为一体。1942年将内部油印刊物《新闻通讯》，改为报纸上不定期出版的专刊“新闻通讯”，由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和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简称“青记”）延安分会合编，1942年10月28日第4版刊登第1期，1945年3月23日第4版刊登最后一期（第14期）。这个栏目的设置本身，说明党在有意识探索和总结关于党报工作的理论，开创了党报研究新闻工作的传统。

  “新闻通讯”专刊共发表64篇文章，例如《解放日报》总编辑陆定一的《报纸是教科书》（1943年1月26日）和《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1943年9月1日），新华社记者穆青的《谈综合报道》（1944年7月23日）和《农村通讯小组的方向》（1944年9月1日），新华社记者和文艺评论家陈笑雨（笔名马铁丁）的《塔斯和路透》（1943年3月5日）等。国统区的中国机关报《新华日报》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报也跟进发表不少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文章，例如《新华日报》的社论《记者节谈记者作风》（1943年9月1日）、《人民的报纸》（1945年10月1日），以及编辑部文章《检讨与勉励——读者意见总结》（作者熊复，1947年1月11日）；《晋察冀日报》发表的邓拓文章《改造我们的通讯工作与报道方法》（1944年5月16日）、彭真文章《改造我们的党报》（1948年1月29日）等。

  《解放日报》改版后刊发的一系列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社论和文章，标志着中国的新闻工作从经验总结阶段迈向理论研究的层面。1946年6月13日，《解放日报》头版报道了中央西北局的一次记者座谈会，会上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谈到这种转变，提出把通讯工作和党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是领导改进工作的重要方法，因此领导干部“要把记者和通讯员看成他们的耳目，看成他们领导工作的左右手”。然而，那时处于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新闻工作的理论研究随着具体的任务和工作需要展开，尚缺少总体设计，“新闻通讯”栏目不定期，作者队伍不够稳定且分散。

  1949年以后，党的新闻工作者在继承和发扬中国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基础上，不断总结新闻工作经验，改进新闻业务。1950年3月29日在由新闻总署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指出改进报纸工作要“一、联系实际；二、联系群众；三、批评与自我批评”。

  1950年4月15日，《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形成初稿，修改时特别加了一句“中央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批示“此篇即可发表”。4月1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一个文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列席会议。会上“有人说各地反映都有压制批评的事，受到批评就不高兴，甚至拒绝接见记者，还有叫去反省的。说：谁叫记者反省就要他自己反省，谁拒绝接见就撤换谁！有许多人写信给我们，不管他是什么人，是很有好处的。党中央与中央政府应该有专门机关，来处理这类的事情。又说：我们的报纸需要提高一步，有许多消息确实是不忠实的，不合真实的情况的，根本把事情的面目搞错了!有些新闻因为没有分析，所以缺乏说服性”。经中央政治局批准，该文件于22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公布，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公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专门决定。5天后的4月27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上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中国领导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武器之一。最近发表了中国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决定，就是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5月29日，致信中央办公厅主任，指示他将这一个文件和其他相关文件编入《整党文件》，发给即将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的与会。

  1950年5月1日，新闻总署发布《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指出：“全国报纸应当用首要的篇幅来报道人民生产劳动的状况……应当减少关于会议、机关活动、负责人员的不重要的言论行动。”

  在以上背景下，《人民日报》1950年开设了一个全新的专刊——“新闻工作”，集中总结并创新发展了一系列党的新闻工作理论。

  “新闻工作”第1期刊登于1950年1月4日《人民日报》第5版整版，专刊名称“新闻工作”位于竖排版面的右上角，刊名周围有一圈装饰边框，顶部是一幅手持钢笔写字的图画，底部标注“两周刊★第一期”。刊名下方是编辑部的通讯处：北京国会街26号新闻工作社。此地址当时挂了四块牌子（左一右三），从左至右依次是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新华通讯社、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国会街26号现在已改成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57号，是新华社的办公地址；国际新闻局是现在中国外文局的前身。

  新闻总署是当时领导全国新闻事业、主管新闻机构的部门，成立于1949年11月1日，撤销于1952年8月7日。任署长，范长江、萨空了任副署长。根据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员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当时政务院为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下设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其中文化教育委员会指导新闻总署的工作。新闻总署直属单位包括新华通讯社、广播事业局、国际新闻局、新闻摄影局、北京新闻学校。

  专刊虽未写明主办单位，但很多线索指向新闻总署研究室。例如第13期《各地报纸改进工作中的情况、经验和问题》一文，编者开头写了一段按语，同时将作者署名为新闻总署研究室；专刊第1期第1篇文章是《斯大林与党报工作》，作者黎澍时任新闻总署研究室主任；专刊署名文章中，以新闻总署或新闻总署研究室为名的有5篇，数量最多。

  另一家主办单位是《人民日报》。1949年8月至11月，《人民日报》编委会经多次开会后，初步确定报纸由过去的4版改为6版，其中第5版是专刊。1950年，在社长范长江督促下，报社迅速创办了七种专刊、一个专栏及一个画刊。其中“人民文艺”“新闻工作”“农业生产”“党的生活”四个专刊，与中央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密切结合，有的专刊甚至就是由有关部门负责人主办。

  1950年2月，范长江主持讨论《人民日报》“大转变”的座谈会，新闻总署署长参会，发言的第一句话是“人皆可为尧舜，报皆可为《真理》”。可见，当时新闻界的领导人和工作者皆“奉苏联的真理报为圭臬”。

  “新闻工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办的，第1期“编者的线个字，开门见山地点出了总结经验和学习苏联两个办刊目的：其一，我国新闻工作者在过去积累过不少新闻工作经验，而现在也在不断产生新的经验、提出新的问题，因此“总结这些经验，研究和答复这样一些问题，这就是本刊的基本任务”；其二，在讨论新闻工作的经验和问题时，“可以大量地利用我们的先进国家苏联的经验。苏联有自一九○○年火星报出版以来的革命新闻工作的丰富经验，特别是有自一九一七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来的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丰富经验。本刊愿在介绍苏联新闻工作经验方面，作有系统的努力。”

  “新闻工作”最后一期刊登于1950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第5版。次年1月，第5版的版面由“人民文艺”专刊使用，“新闻工作”由此结束。自1950年1月4日至12月21日，专刊以两周一次的频率共出版26期。

  26期“新闻工作”有23期编排在第5版，有3期因当天新闻较多而编排到其他版。第20期（9月27日）排在第9版，当天第5版是“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代表介绍”专版；第21期（10月11日）排在第7版，当天第5版是“维辛斯基关于朝鲜问题的演说全文”；第22期（10月26日）排在第6版，当天第5版是中国、美国、日本等地人民参加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新闻。

  文章刊布方面，26期专刊共发表文章113篇。其中总结我国新闻工作经验文章56篇，数量占最大比例，以及读者来信14篇，通知、更正等其他文章14篇。其他的还有苏联领导人关于新闻学论述文章11篇，介绍列宁、斯大林新闻观的文章2篇，介绍苏联新闻工作经验文章16篇。刊登文章最多的一期是第21期（10月11日），共刊登11篇文章；刊登文章最少的是第8期（4月12日），仅有1篇文章，即波得库尔科夫的《省级报纸编辑部工作的组织》，全文1.62万字。

  专刊文章中，明确署名的72篇，作者大多为我国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和宣传部门干部。以第1期专刊为例，除了前文提及黎澍的《斯大林与党报工作》，还有时任国际新闻局副局长刘尊棋的《新闻工作者的努力方向》，时任华北局宣传部部长兼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社长张磐石的《华北新闻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和来自新华通讯社总社的文章《关于纠正新闻文字中几种技术上的通病》。

  许多作者多年从事一线工作，新闻实践经验很丰富，例如《目前我国人民广播事业概况》《大家来办好广播大学》的作者是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的温济泽，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类乎“喝饭”的说法》《拆开来说》《多说跟少说》《谈掺用文言成分》等写作规范类文章的作者是著名作家叶圣陶，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克服新闻报道的片面性》《新闻要有背景》的作者是著名记者陈克寒，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其他作者还有时任新华社社长秘书成也竞、时任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梅益、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驻外记者之一的李何、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委员朱文叔、时任新闻总署党委书记马健民、时任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时任皖南日报社社长钱丹辉、中央广播事业局办公室副主任左荧等。如此广泛的作者群体也说明当时“新闻工作”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全国多家新闻机构（单位）的通力协作和集思广益。

  “新闻工作”专刊总结中国新闻工作理论的文章在数量上约占专刊文章的三分之二，内容涉及新闻工作指导思想、广播事业史、新闻时效、新闻真实、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观点等各方面新闻理论，讨论的新闻业务问题涉及工农通讯员、新闻写作规范、新闻背景、新闻照片、新闻评论、新闻地图、会议新闻、读者来信、读报组、报刊经营、报纸发行等各方面工作。

  “新闻工作”专刊旗帜鲜明地坚持群众路线，编发了《广播台如何加强与听众的联系？》《加强新闻报道的群众观点》《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着的华北各地的读报组》等体现群众观点的文章。刘尊棋指出：“我们最主要的考虑是符合不符合人民的利益，而检查我们工作的标准是人民政协所通过的‘共同纲领’。这样就使我们有条件来把与人民利益有关的一切真实新闻、真实问题、真实缺点、真实威胁、真实活动与真实的进步和胜利，报道出来。”专刊号召新闻工作者要反映人民群众生产与斗争的真实的情况，强调新时期新闻工作要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专刊提倡记者要立足实际，坚持把群众路线体现在新闻采访、写作、阅读等各个环节。

  专刊“报纸述评”栏目的11篇文章，以帮助各报的态度述评全国各地的新闻报道，点评了各地报纸关于新闻真实、新闻地图、评论工作、会议新闻、读者来信、读报组工作、时事宣传等方面的得失，并给出了切实的指导意见和修改意见。例如，《缺乏真实性的报道举例》坚决反对不真实的新闻，批评有些新闻工作者缺乏认真负责的精神；《论会议新闻的报道》批评了“会议就是新闻”的思想和套用会议新闻公式的做法，提倡以更大的篇幅报道人民实际生活和劳动生产的状况；《党的和政府的监察机关支持群众的批评》表扬了长江日报和河南日报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做法，提出报纸工作者应该发挥人民舆论的作用，依靠群众舆论的监督力量。

  为了推广地方报纸工作的先进做法，专刊还设置“新闻线上”栏目，介绍了一些总结新闻业务经验的好方法。例如，时任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打电话催办报纸对人民批评、建议的回复；山东省大众日报在整风工作中向读者征求意见，意见的范围不加限制；上海市报纸半年内收到群众意见5000余件，组织全市工人广播站；山西省实行报纸统一代订付费，初步实现每村每校有报读的目标；皖北地区利用邮政线路转运报纸和组织农民传递报纸，解决了农村投递问题；武东县（今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中旗）动员小学教师、村书记和移民作为读报人，带动群众参加读报组。

  《人民日报》开辟的“新闻工作”专刊，联系实际、不尚空谈，坚持群众路线，保持强烈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意识，总结工作经验、开展问题讨论，创新与发展党的新闻工作理论，将中国的新闻工作理论研究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在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方面开展了有益的探索与创新，党的新闻工作理论研究开始走向集中、系统且有组织的研究阶段。

  20世纪50年代，中国掌握了全国政权，过去党的新闻工作理论研究所遇到的人员缺乏和物质匮乏的问题得到缓解。党报的版面应该刊登新闻报道和传达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党的新闻工作理论研究可以不再直接占用党报宝贵的版面。上世纪50年代以后，各地党报开始把这项工作转移到内部小册子，即创办定期出版的铅印通讯员刊物，并较快地形成全国性的规模。例如《人民日报通讯》《报通讯》《光明日报通讯》《工人日报通讯》《中国青年报通讯》等。

  据笔者走访调研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人大新闻学院文献中心、中央编译局图书馆等地，发现我国31个省级党委机关报均发行过内部刊物，一般以“某某日报通讯”命名，仅四川省命名为《报台通讯》，因为编者是四川日报社和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两家单位。大批市级党报也在内部开展业务交流，例如《旅大日报通讯》《济南日报通讯》《杭州日报通讯》《洛阳日报通讯》《鞍山日报通讯》《南通日报通讯》《芜湖日报通讯》《嘉兴日报通讯》等。这些内部发行的通讯员刊物，大多刊登采访札记、写作技巧、报道体会、读后感一类的新闻业务文章。

  新华社此时也创办了通讯员刊物。1951年1月创办内部刊物《新闻业务》，1956年转为公开发行，1987年1月与《新闻摄影》《新闻纵横》合并为《中国记者》。1957年12月，经《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倡议，《人民日报》公开发行《新闻战线期的封面和封底印有“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3期起封面封底不再有上述字样）。以山东《青年记者》（1941年）、山西《新闻战士》（1959年）为代表的一大批期刊在后续发展中，从最初的单纯交流新闻业务，慢慢努力转向突出新闻学术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还没有严格管理的刊号制度，那时新闻学研究的期刊大多没有刊号，例如1978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80年北京新闻学会的《新闻学会通讯》、1981年北京新闻学会和新闻战线编辑部的《报纸工作研究参考资料》等；还有以书代刊的，如1980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新闻学论集》；还有以报纸形式发行的，如1979年甘肃日报旗下的《新闻理论与实践》（四开周报）；个别甚至是油印的，如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新闻学研究》。这些期刊为恢复我国新闻学研究和引进传播学研究做出了时代贡献，但由于时间久远、资料佚失、互联网没有收录等原因，现在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生和年轻教师大多不知道这段学术史。本文第二位作者2004年组织访谈这些过刊的主编或编辑，用5年时间对现存的过刊内容做文本分析，2009年出版了《不能忘却的1978―1985年我国新闻传播学过刊》，完成上述过刊的抢救性收集和研究。

  有些过刊与党报直接相关。1980年2月6日，北京各中央新闻单位联合成立新闻学术团体——北京新闻学会，担任名誉会长并到会谈到加强新闻学术研究的重要性。3月20日，学会的会刊《新闻学会通讯》出版第1期，主编钱辛波。该刊发表了读者调查、新闻法、新闻真实、新闻价值、报纸批评、报纸企业化经营、新闻商品性等线日北京新闻学会更名为首都新闻学会，并于当年12月发起成立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简称中国新闻学会），会长胡绩伟，团体会员包括首都和各省、市、自治区新闻学会以及全国性专业新闻学会、研究会等。次年，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共同主办当时唯一的全国大型新闻传播学学术刊物《新闻学刊》，主编钱辛波。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还编辑出版“新闻学研究丛书”，丛书的第一本是《马列主义新闻学经典论著》，编者为本文第二作者。此外，学会还每年举办学术年会，主办每年一次的全国好新闻评选，开展全国报纸受众调查等活动。党的新闻工作理论研究，逐渐扩展至成立学会、发行学刊、评选好新闻、受众调查等领域。

  同一时期，各级党报逐步公开发行带有刊号的新闻学专业期刊，使学术研究迈向更高层次。据不完全统计，当时陆续创办或改刊的期刊包括：山西《新闻采编》（1982年），上海《新闻记者》（1983年），北京《新闻与写作》（1984年），江苏《新闻通讯》（1984年，2002年更名《传媒观察》），报社《新闻与成才》（1985年，2001年更名《军事记者》），黑龙江《新闻传播》（1985年），浙江《新闻实践》（1985年），四川《新闻界》（1985年），新疆《新疆新闻界》（1985年，1999年更名《当代传播》），江苏《视听界》（1986年），河南《新闻爱好者》（1986年），内蒙古《新闻论坛》（1986年），贵州《新闻窗》（1987年，2019年更名《媒体融合新观察》），湖北《新闻前哨》（1988年），江西《声屏世界》（1988年），广西《新闻潮》（1988年），安徽《新闻世界》（1989年），河北《采写编》（1991年），湖南《新闻天地》（2001年），福建《东南传播》（2004年），广西《视听》（2006年），广东《南方电视学刊》（2010年），重庆《新闻研究导刊》（2010年），吉林《北方传媒研究》（2016年），江西《传媒论坛》（2018年）等。经过多年发展，党报主办的《新闻记者》《当代传播》《新闻界》《传媒观察》《新闻与写作》已成为新闻传播学界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期刊。

  改革开放后，中国新闻工作理论研究开枝散叶，从党报逐渐扩散到党领导下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广播电视台、出版社、学术协会等，这些机构纷纷创办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以社科院和高校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新闻研究资料》创办于1979年8月（1994年初，其刊号改为出版《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国传媒大学主办的学报以《现代传播》的名称创刊于1979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国际新闻界》创刊于1961年4月25日，恢复出版于1979年5月，公开发行于1981年3月11日；复旦大学主办的《新闻大学》创刊于1981年。这些期刊壮大了党的新闻工作理论研究阵地，提高了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水平。

  进入新媒体时代，我国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不仅收录于中国知网（CNK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NCPSSD）等数据平台，而且有些期刊还开通了微博号、微信公众号乃至哔哩哔哩（bilibili）账号等新媒体官方账号。党的新闻工作理论研究的载体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纸质出版物和专业数据库，学术论文在数字化的环境中焕发出新的活力，更好地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特别是微信公众号，凭借强大的用户黏性、快捷的转发功能、方便的留言互动，加强了作者、编者与读者的沟通，促进了学术思想的传播与碰撞。

  从党报版面零散刊登关于党的新闻工作文章或新闻学知识，到成册和定期出版党报通讯员刊物，再到党报以及党领导的研究院所和高校主办新闻传播期刊，中国新闻工作理论研究走过独具特色的发展历史，这是党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方面的创新与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1950年创办的“新闻工作”专刊，出版定期且有规律，理论研究程度明显深化，刊载的文章有着篇幅长、密切联系群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特点，成为中国新闻工作理论发展历史中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党的新闻工作理论研究，因此进入全面总结历史经验、面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这段创新与发展的历史表明，中国将新闻工作的实践、理论、群众路线密切结合到一起，革故鼎新、与时俱进，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新闻事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指引，促使党领导的各种新闻媒体成为党和人民之间紧密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载《传媒观察》2025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深化研究”专栏，本文有所删减，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